帝国东征刚刚结束，北伐呼声便从中枢传出，帝国政坛上两大对立贵族集团之间的厮杀迅速进入白热化。

  去年十月二十五，皇帝抵达西京，名义上是稳定帝国根基之地关中，实际上是向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施压，试图借助东征大捷之优势逼迫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向中央妥协，意图最大程度的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求同存异，齐心协力戡乱平叛，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国内局势，继而把全部力量放到北疆，积极应对虎视眈眈的大漠北虏，确保帝国的安全和中土的统一大业。

  然而，皇帝一厢情愿了，虽然他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帝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帝国所坚持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损害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利益的根源所在，他没有丝毫让步，这导致双方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而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现便是陇右叛乱迭起，尤其陇西的叛军甚至与扶风的李弘、唐弼等贼帅互通声气，这直接威胁到了西京之安危，等同于直接打皇帝的“脸”，让皇帝颜面无存，倍感难堪。

  与此同时，西北军因帝国国力的衰落而导致其武力随之下降，由此也影响到了西北地方势力和西北军大小派系们的利益，这使得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日趋紧张，对中央的命令更是阳奉阴违，戡乱平叛因此“雷声大雨点小”，毫无进展。于是关西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由此则进一步加剧了关中危机。这又是打皇帝的“脸”，而且是明明白白的警告皇帝，西北军始终是关陇人的西北军，你这个皇帝假如执意要与关陇人做对到底，那么未来关陇人为了生存，必然毫无悬念的抛弃你这个皇帝。由此推及，帝国一旦失去了关陇这个根基，其未来必然黯淡无光。

  皇帝出离愤怒了。本来他对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还抱着倚重之念，毕竟这是帝国的根基，是中土统一大业的根基，这个根基若是倒了，对帝国来说是不堪承受之重，因此此趟西京之行他诚意十足，满怀希望，然而，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不但没有接受他的诚意，反而一次次欺辱于他，甚至对他这个皇帝抱有强烈敌意，这令皇帝忍无可忍了。

  皇帝断然决定，离开西京，返回东都，彻底抛弃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携手合作的念想。

  去年十二月初九，皇帝下旨大赦天下，同日返转东都。

  太史令庾质极力劝谏，认为皇帝应该“镇抚关内，使百姓归农，三五年，令四海少丰，然后巡省。”皇帝嗤之以鼻，置若罔闻。不是他不想不这么做，而是条件不允许。太史令庾质明明知道皇帝为什么要离开西京，却非常固执地恳请皇帝再做让步，再做妥协，这令皇帝极其愤怒，认为庾质有背叛之嫌。庾质遂托病不出。皇帝大怒，将其强行押解到东都下狱。庾质年老体衰，竟死于狱中。

  庾质是江左贵族，皇帝之近臣。他的父亲是名扬天下的江左大儒庾季才。庾季才历仕梁、西魏、北周、大隋四朝，为历朝皇帝所器重，其最为擅长的便是推演天象，占卜吉凶。庾质继承父业，出仕大隋，早年便追随于皇帝左右，深得皇帝的信任。

  庾质之死，充分体现了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改革派集团内部的矛盾随着帝国形势的每况愈下而日益激化，改革势力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在改革大方向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而皇帝由此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这也进一步坚定了皇帝以血腥手段打击其政治对手的决心。

  关陇屡剿不平的叛乱给了皇帝打击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最佳借口，而突破口便选择在军方，选择在陇西第一世家李氏，而首当其冲者便是陇西李氏成纪房的右骁卫大将军李浑。

  陇西李氏的先祖是汉朝李陵的后代，李陵的后代实际上就是匈奴人。匈奴人衰败时，李陵的后代们所在的匈奴部落就归附了鲜卑人，改为拓跋氏。北魏时期鲜卑人积极汉化，皇族拓跋氏改为汉姓元氏，而陇西的拓跋氏，也就是李陵的后代们则恢复了李姓，其中以成纪房为本堂所在。六镇大起义后，拓跋氏的魏国一分为二。魏孝武帝西进关中，在武川贵族集团和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鼎力支持下建立了西魏。陇西成纪房的李家三兄弟李贤、李远和李穆便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成为西魏的鼎柱之臣。

  西魏政权实际上控制在武川贵族集团的手中。武川贵族集团又分为大丞相宇文泰和大司马独孤信两大派系。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李远便是宇文泰的亲信。宇文泰死后，其侄子宇文护主政，夺取了西魏政权，建立北周新朝。北周第一个皇帝孝闵帝宇文觉想杀了宇文护拿回权柄，于是便与李远的儿子李植等人谋划诛杀宇文护，不料事泄，李植被杀，李远自杀，李贤和李穆遭株连免官，成纪李氏倍受打击。

  北周武帝时期，李贤、李穆再度起用。不久李贤病逝，三兄弟只剩下了李穆。北周吞并北齐后，李穆坐镇并州，掌河东重兵，为北周最为权重的几名军事统帅之一。

  先帝受禅之前，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起兵反叛，手握重兵坐镇太原的李穆成为决定双方胜负的最关键人物，只要李穆支持谁，谁便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李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支持先帝，出兵河北，与韦孝宽南北夹击摧毁了尉迟迥，为先帝开国立疆铺平了道路。

  先帝建立大隋帝国，以立国之功拜李穆为太师，其“子孙虽在襁褓者，悉拜仪同”。

  陇西成纪房李氏自李贤三兄弟起，历西魏、北周、隋朝三朝，以英勇善战功著于世，凭忠肝义胆受帝王恩信，其子孙宗亲位列柱国名臣、衔授将军、封官刺史、进封爵位、官居五品以上者达数百人之多，家族昌盛绵延八十余年，是陇西第一豪门，关陇最为显赫世家之一。

  皇帝要想摧毁这样一个豪门，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不仅要应对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更要承担来自帝国军方的压力，尤其是以关陇子弟为主的帝国最强大的西北军很可能会因此陷入混乱，甚至危及到西北镇戍之安全。

  然而，帝国政局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中外紧张形势的夹击下，皇帝和以其为首的改革势力必须做出决断，是向反对势力妥协，承认改革失败，还是向反对势力痛下杀手，以暴力手段逼迫反对势力低头妥协，继而求得政治上的统一，中央威权的凝聚，实现政令之通达，政局之稳定？

  皇帝只有唯一的选择，只有痛下杀手，只有把对手打倒在地，但为了顶住来自关陇汉虏两大贵族集团的阻碍之力，为了防止帝国军方向东都施加压力，尤其是防止西北军出现混乱，皇帝不得不寻找一个杀人的托词，于是流传中土的谶纬之言便顺理成章的变做了杀人刀，化作了政治风暴的发动之源。

  “李氏当兴”之谶言一度在中土甚嚣尘上，而山东贵族集团五大世家之一的赵郡李氏和关陇贵族集团的陇西李氏，是最有可能应谶的对象，但先帝却始终未曾对这两大豪门痛下杀手，原因便是这两大豪门的势力太过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贸然行事，以免祸及自身。今上登基后，对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的某些旁系支房或者某个权贵曾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两大豪门的主房主支却也一直不敢痛下杀手。

  今日，皇帝被日益紧张的中外形势和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所逼迫，无奈之下只有在刀尖上跳舞，孤注一掷，行险一搏了。

  某日，有方士安伽陀上书皇帝，言“李氏当为天子”，劝谏皇帝为了杨氏之江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诛尽海内凡李姓者。

  旋即又有匿名方士上奏，说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其名有应谶之意，恳求皇帝将其诛之，以保杨氏之国祚。

  风雨欲来风满楼。李敏知道风暴即将降临李氏一门，大为恐惧，遂与家主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商议应对之策。李浑使出浑身解数，十万火急向关陇豪门求助，并积极联络西北军里所属派系军队，做好应变准备。

  李氏惊惶失措之下，不慎中计了。时镇戍陇西的光禄大夫、右骁卫将军裴仁基密奏皇帝，以确凿证据告发李浑阴谋造反。

  李浑在陇西的势力，不亚于杨玄感在河南的势力，假若李浑造反，考虑到陇右对关中的影响力，以及西北军对帝国的重要性，不难推测到其对帝国造成的伤害或许还要大于杨玄感叛乱对帝国所造成的冲击。

  皇帝果断下令，抓捕李浑，凡成纪李氏一脉子弟宗亲，统统抓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

  与此同时，阻力也接踵而至，不但有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阻力，还有来自中枢核心的改革势力中的阻力。

  负责审理此案的尚书左丞元文都来自帝国虏姓第一豪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中流砥柱。御史大夫裴蕴虽隶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但同时他也要兼顾到河东裴氏的利益，所以，联合审理的结果是查无实据。

  皇帝震怒，召回元文都和裴蕴，派出自己的绝对亲信，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审理此案。

  宇文述“不辱使命”，顶住了巨大压力，在最短时间内把此案办成了铁案。

  三月初五，皇帝下旨，斩李浑、李敏及其宗族子弟三十二人，三服以内亲属全部流放边陲。

  一夜间，陇西李氏主房主支的成纪一门烟消云散，荣华富贵尽数化作一场春秋大梦。

  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遭到了沉重一击，帝国保守派再遭重创，帝国内部的矛盾似乎因此得以遏制，帝国政局似乎也在向皇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皇帝在军政两界还做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诏令弘化留守、唐国公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秉承制命任免郡县文武官员，并征召河东诸鹰扬戡乱平叛，而代替李渊镇戍陇右、统领西北军的便是刚刚升任帝国右骁卫大将军的裴仁基。此举意在控制西北军，以确保关中之稳定，西北镇戍之安全。

  在这场政治风暴最为剧烈之刻，东北道的正副大使薛世雄、伽蓝向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告警，大漠北虏正在积极准备南下入侵，南北战争爆发在即。

  皇帝非常决断，毅然决定赶赴代北，亲自坐镇北疆，指挥帝国大军与大漠北虏一决生死，以维护帝国之安危，中土统一之大业。

  三月十七日，皇帝出东都，率行宫赶赴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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