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成公六年（BC585）春，郑悼公到晋国朝见晋景公，公子偃为相礼官。两国君主举行授玉仪式时，郑悼公面带忧色而且站得过于靠边，以至于退一步就要从台阶上掉下去了。

  仪式结束后，士渥浊说：“郑伯自弃，恐怕要死了吧！他目光游移，行动匆促，不安其位，不可能活得太久。”

  六月，郑悼公去世，郑成公即位。郑人普遍认为郑悼公是死于自己那敏感、脆弱的神经型和不堪重负的小心脏。

  二月，季文子修了一座武宫，把在鞌之战缴获的战利品放进去，以展示鲁国取得的功绩。后人却说他不遵周礼：在别国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不可以进行炫耀；立武要靠自己，不能靠他人。

  去年虫牢之会时，宋人曾以子灵之难为理由表示不能参会。晋人后来得知，宋人的话纯属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宋共公不想得罪楚国，也不愿意惹事上身。

  晋景公怒，他不能容忍诸侯开启欺骗盟主之先例却得不到惩罚，于是下令伐宋。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父、宁相，郑公子偃，伊洛之戎，陆浑戎入侵宋国。但是由于联军沟通不畅、行动缓慢，致使宋人提前做好了防御准备。

  某一夜，晋军驻扎在卫国针城郊外，针城没有对晋军设防，城门无人守卫，城上也没有几个士兵。

  夏阳说是个司法官，也是个喜欢做有罪推定的人，看谁都像敌对分子。他对伯宗说：“卫国人不恭晋命、拖拖拉拉，所以才贻误战机，卫人的罪行与宋人相当；应当对卫军进行惩罚。以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先进攻针城，虽然不一定能占领，但是可以多抓俘虏，有罪也不及死。”

  伯宗十分诧异，他说：“绝对不行。卫人信任晋人，因此不设防备。如果发动袭击，是背叛卫人的信任。俘获虽多，而无信用，如何来取得诸侯信服？”

  伯宗虽然阻止了一次灾难，但是消息却传到卫人耳中了，卫人立即关闭城门，大批军队登上城墙，士兵们紧张地注视着晋人。孙良父大怒，立即撤军回国。结果这次伐宋就变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

  晋军无功而返，晋景公当时正忙于迁都的事情，也就没有追究指挥官的责任。

  晋国自建国以来已经经历过三次迁都。晋国最早的都城是唐（今翼城西），国家第一次迁都到鄂（今河津北），第二次迁都到曲沃（今闻喜县东北），第三次迁都到绛。

  绛在晋文侯时期便成为都城，至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两百年间，晋国已经由汾水下游临汾盆地的一个小国扩张为东到河北平原、西至陕西韩城、南达洛水流域、北至晋阳（今太原南）的超级大国。

  绛都当时已经人满为患，城外也盖起了无数民房。都城的地理位置、规模、扩建难度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它不再适合作为国家首都，君臣们于是开始讨论迁都问题。

  诸大夫异口同声地建议迁到郇、瑕之间。那里田野富饶而近于盐矿，于国有利，君臣安乐，不可失机。

  现场只有韩厥一言不发。晋景公宣布散朝，他向诸位大臣作揖后就退出去了。韩厥当时担任仆大夫，时时伴君左右；他便紧随晋景公来到后庭。

  晋景公立在寝室前停下来转身问：“夫子认为如何？”

  韩厥说：“臣认为不可。郇、瑕之间土薄水浅，极易藏污纳垢。污垢太重将会使人民心绪忧愁，心绪忧愁会导致体质羸弱，体质羸弱会引起风湿浮肿的疾病。

  “臣以为不如新田，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水、浍水冲走污秽；且那里实行教化较早，如果迁都新田，将有十世之利。山、泽、林、盐是国家之宝，国家富饶则人民骄逸；临近宝物则公室贫困，不可谓‘安乐’。”

  晋景公被韩厥说服。夏四月，晋景公下令将都城迁到汾、浍交汇处的新田，并将新田改为“新绛”。

  夏，鲁公孙婴齐造访晋国。晋景公对春天伐宋之事不满，于是命令鲁国继续伐宋。公孙婴齐无端又给自己找了苦差事，心中十分郁闷；而且这个命令做得过于随性，险些再次引发了一场中原大战。

  鲁成公接到命令后便召集了御前会议。大夫们在会上普遍表现出抵触的态度，他们说：“晋侯做得真是太过分了！宋国犯了什么大罪，竟然在一年之内两次被伐？晋人撇撇嘴，鲁人就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地去攻打一个友邦，这究竟是什么道理？看来晋人还是觉得鲁国对楚国、齐国和宋国得罪得不够深，所以逼着我们多交几个投名状！”

  但是牢骚归牢骚，鲁成公不得不屈从于晋人的意志，派出由仲孙蔑和叔孙侨如率领的一支军队入侵宋国。鲁军劫掠了宋国的两个边邑，未做久留便撤军了。

  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强烈地刺激了楚国人的神经。子重说：“如果既不能惩罚郑国，又不能保护宋国，那还要我这个令尹何用？”他马上写了一份奏则，请求楚共王出师伐郑。

  秋九月，子重伐郑，郑国南部诸邑惨遭蹂躏。晋人不甘坐视，立即集合军队。于是晋国六军悉起，直扑楚军而来。子重见势不妙，便掉头向蔡国撤退。栾书命新三军驻扎在郑国待命，自己带领老三军追赶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