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六年秋，宋国大司城乐祁考虑到仲几在狄泉之会（鲁定公元年）上得罪了晋人、而且宋国人已经数年没有朝见晋侯、心中很是忧虑。他对宋景公说：“诸侯之中唯有宋国侍奉晋国最为忠心，如今列国都显现出被叛晋国的趋势，晋人很无奈。如果我国也不派使者前往新绛，晋人的遗憾就更大了。要知道，人在烦躁之时是非常容易对亲近之人发脾气的；宋与晋最为亲近，希望宋国不会成为盟主发泄怒气的对象。”

  宋景公点头称是，他说他会尽快把此事告知其他卿士并确定使者人选。

  乐祁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室老陈寅，陈寅说：“士鞅贪婪狂妄，公室四分五裂。卿大夫们肯定都不愿意出使晋国，出使的重担最后还得落到主人身上。”

  乐祁说：“怎么可能？负责外交的是左、右师，我的地位低下，君主不可能派出使。”

  数日后，宋景公召来乐祁说道：“寡人与卿士们交流过了，他们都不支持。现在朝中也只有寡人赞成夫子的想法，所以只好请夫子辛苦一趟了！”

  乐祁闷闷不乐回到家中，把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了陈寅。陈寅说：“前途凶险，主人还是立世子之后再出发吧！一是为防不测，二是向君主表现主人勇往直前的决心！”

  乐祁第二天便带着儿子乐溷（溷有厕所、猪圈的意思，天知道乐祁怎么给儿子取了这样一个不洁的名字）去见宋景公，说：“臣如果在外面遭遇不测，就请君主立乐溷为后。”说完忍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宋景公不明白他为什么竟把一次普通出访行动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宋景公心里不太痛快，但还是陪着他掉了不少眼泪。

  八月下旬，乐祁率领着庞大的使团出访晋国，晋定公为了表示对宋国使者的重视，特地派赵鞅去迎接他。在那个列国权臣竞相拉拢结交的年代，迎接外国使臣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差。

  按当时的外交礼节，赵鞅应当在晋国境内等待乐祁入境，然后引导使团进入新绛。在此过程中，两人除了礼节性的见面外不得发生深入的接触，以此来彰显对君主社稷的敬畏。

  但是赵鞅为了使自己的热情在乐祁看起来更加殷切，竟然跑到境外的綿上去迎接他了。而在弱君与强臣面前，乐祁抛弃了周礼，选择了结交后者。

  两人一见如故，在綿上喝了一顿大酒。席间赵鞅送给乐祁一柄名贵的宝剑，乐祁送给对方六十面黄杨木盾牌。散局之后，乐祁心情相当舒畅，开始觉得陈寅的担心纯属多余。他哼着小曲返回驻地，对陈寅说：“夫子可以安心了！有赵氏在，晋国谁敢动我一根汗毛？”

  陈寅却摇头说：“主人想错啦！祸患将从此开始！从前乐氏以范氏为主，如今以赵氏为主，又送给他一份大礼。范鞅妒心极强，怎肯善罢甘休？主人恐怕再也回不到宋国啦！但是主人如果死在晋国，乐氏将会在宋国兴旺发达。”

  两人在綿上相会的情况传到新绛后，士鞅果然气得火冒三丈、妒心大作。士鞅本打算在见到乐祁后巩固范、乐联盟，却没料到被赵鞅抢先一步。在士鞅看来，赵鞅无疑是在抢劫他的利益、挖掘他的墙脚，其心卑劣无耻，“人人得而诛之”！更可恨的是乐祁，那堵破墙一点都不坚固，竟然一挖就倒！

  “赵鞅害我，我必报之！”士鞅愤然道：“至于那个乐祁，如此不堪之人要他何用？”

  但士鞅终究不敢对赵鞅直接下手，只得拿乐祁做文章。他入宫见晋定公说：“乐祁奉宋公之命出使我国，这本是事关两国社稷安危的大事。而乐祁却亵渎君命，以公权谋私利，竟然在面见君侯之前擅自宴请大夫（赵鞅）。他既不忠于宋公，又不尊敬君侯，乃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君侯一定要追究他的罪行！”

  晋定公说：“一切全凭夫子做主。”

  此时赵鞅与乐祁已经进入城郊。士鞅以晋定公的名义召赵鞅入城，却要求乐祁暂住在城外的驿馆里。

  赵鞅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即刻入宫向晋定公复命。士鞅当着满朝大臣的面以晋定公的名义宣布了对乐祁的逮捕令。赵鞅当头挨了一闷棍，他尽管知道谁打的，却有苦说不出。

  范氏与赵氏的过节始于“栾氏之乱”。当年士鞅为消灭栾氏反叛势力，曾率军攻入曲沃城。他在将栾氏族人、党羽赶尽杀绝后又制造了不少惨案。赵武当时担任中军佐，地位仅次于士匄。赵武实在不能忍受他继续对曲沃人施暴，于是向士匄狠狠告了士鞅一状。由于赵武已经被定为下届中军将的继任者，士匄不敢不慎重对待此事：他不但及时叫停了屠杀行动，而且狠狠教训了士鞅一顿。

  从此以后，士鞅便对赵氏产生了不可消弭的怨恨。

  范氏从灭亡栾氏行动中攫取了海量的利益，士匄为官又“经营有方”，因此他为儿子留下了巨大的家业。士鞅的经营能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晋国有关的各种利益，没有他不插手拔毛的。到他担任中军将时期，范氏已经发展为晋国最“为富不仁”的家族。

  而赵武和继承者赵成都保持了赵衰、赵盾骨子里特有的廉洁性，因此赵氏的实力始终也没有太大发展。赵成英年早逝，赵鞅上位时还是位刚刚行完冠礼的青年。

  当时已经是赵氏三世老臣的董安于劝赵鞅道：“世道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赵氏五代却仍然清廉如一，依然在这个君主自甘堕落、国政出于家门的社会里恪守周礼。天下大夫们都在改变最初的忠诚之心，我主也应当考虑变革了；否则不但只会留下‘愚忠’的名声，而且也保不住自己的家族。”

  当时年轻的赵鞅满脑子都是“仁义礼智信”和子大叔给他灌输的“九条真言”，根本听不进那位经历过数次动乱、对社会变革有着深刻认识的老夫子。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起灭族事件彻底改变了赵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