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六年秋，宋国大司城乐祁考虑到仲几在狄泉之会（鲁定公元年）上得罪了晋人、而且宋国人已经数年没有朝见晋侯、心中很是忧虑。他对宋景公说：“诸侯之中唯有宋国侍奉晋国最为忠心，如今列国都显现出被叛晋国的趋势，晋人很无奈。如果我国也不派使者前往新绛，晋人的遗憾就更大了。要知道，人在烦躁之时是非常容易对亲近之人发脾气的；宋与晋最为亲近，希望宋国不会成为盟主发泄怒气的对象。”

  宋景公点头称是，他说他会尽快把此事告知其他卿士并确定使者人选。

  乐祁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室老陈寅，陈寅说：“士鞅贪婪狂妄，公室四分五裂。卿大夫们肯定都不愿意出使晋国，出使的重担最后还得落到主人身上。”

  乐祁说：“怎么可能？负责外交的是左、右师，我的地位低下，君主不可能派出使。”

  数日后，宋景公召来乐祁说道：“寡人与卿士们交流过了，他们都不支持。现在朝中也只有寡人赞成夫子的想法，所以只好请夫子辛苦一趟了！”

  乐祁闷闷不乐回到家中，把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了陈寅。陈寅说：“前途凶险，主人还是立世子之后再出发吧！一是为防不测，二是向君主表现主人勇往直前的决心！”

  乐祁第二天便带着儿子乐溷（溷有厕所、猪圈的意思，天知道乐祁怎么给儿子取了这样一个不洁的名字）去见宋景公，说：“臣如果在外面遭遇不测，就请君主立乐溷为后。”说完忍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宋景公不明白他为什么竟把一次普通出访行动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宋景公心里不太痛快，但还是陪着他掉了不少眼泪。

  八月下旬，乐祁率领着庞大的使团出访晋国，晋定公为了表示对宋国使者的重视，特地派赵鞅去迎接他。在那个列国权臣竞相拉拢结交的年代，迎接外国使臣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差。

  按当时的外交礼节，赵鞅应当在晋国境内等待乐祁入境，然后引导使团进入新绛。在此过程中，两人除了礼节性的见面外不得发生深入的接触，以此来彰显对君主社稷的敬畏。

  但是赵鞅为了使自己的热情在乐祁看起来更加殷切，竟然跑到境外的綿上去迎接他了。而在弱君与强臣面前，乐祁抛弃了周礼，选择了结交后者。

  两人一见如故，在綿上喝了一顿大酒。席间赵鞅送给乐祁一柄名贵的宝剑，乐祁送给对方六十面黄杨木盾牌。散局之后，乐祁心情相当舒畅，开始觉得陈寅的担心纯属多余。他哼着小曲返回驻地，对陈寅说：“夫子可以安心了！有赵氏在，晋国谁敢动我一根汗毛？”

  陈寅却摇头说：“主人想错啦！祸患将从此开始！从前乐氏以范氏为主，如今以赵氏为主，又送给他一份大礼。范鞅妒心极强，怎肯善罢甘休？主人恐怕再也回不到宋国啦！但是主人如果死在晋国，乐氏将会在宋国兴旺发达。”

  两人在綿上相会的情况传到新绛后，士鞅果然气得火冒三丈、妒心大作。士鞅本打算在见到乐祁后巩固范、乐联盟，却没料到被赵鞅抢先一步。在士鞅看来，赵鞅无疑是在抢劫他的利益、挖掘他的墙脚，其心卑劣无耻，“人人得而诛之”！更可恨的是乐祁，那堵破墙一点都不坚固，竟然一挖就倒！

  “赵鞅害我，我必报之！”士鞅愤然道：“至于那个乐祁，如此不堪之人要他何用？”

  但士鞅终究不敢对赵鞅直接下手，只得拿乐祁做文章。他入宫见晋定公说：“乐祁奉宋公之命出使我国，这本是事关两国社稷安危的大事。而乐祁却亵渎君命，以公权谋私利，竟然在面见君侯之前擅自宴请大夫（赵鞅）。他既不忠于宋公，又不尊敬君侯，乃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君侯一定要追究他的罪行！”

  晋定公说：“一切全凭夫子做主。”

  此时赵鞅与乐祁已经进入城郊。士鞅以晋定公的名义召赵鞅入城，却要求乐祁暂住在城外的驿馆里。

  赵鞅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即刻入宫向晋定公复命。士鞅当着满朝大臣的面以晋定公的名义宣布了对乐祁的逮捕令。赵鞅当头挨了一闷棍，他尽管知道谁打的，却有苦说不出。

  范氏与赵氏的过节始于“栾氏之乱”。当年士鞅为消灭栾氏反叛势力，曾率军攻入曲沃城。他在将栾氏族人、党羽赶尽杀绝后又制造了不少惨案。赵武当时担任中军佐，地位仅次于士匄。赵武实在不能忍受他继续对曲沃人施暴，于是向士匄狠狠告了士鞅一状。由于赵武已经被定为下届中军将的继任者，士匄不敢不慎重对待此事：他不但及时叫停了屠杀行动，而且狠狠教训了士鞅一顿。

  从此以后，士鞅便对赵氏产生了不可消弭的怨恨。

  范氏从灭亡栾氏行动中攫取了海量的利益，士匄为官又“经营有方”，因此他为儿子留下了巨大的家业。士鞅的经营能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晋国有关的各种利益，没有他不插手拔毛的。到他担任中军将时期，范氏已经发展为晋国最“为富不仁”的家族。

  而赵武和继承者赵成都保持了赵衰、赵盾骨子里特有的廉洁性，因此赵氏的实力始终也没有太大发展。赵成英年早逝，赵鞅上位时还是位刚刚行完冠礼的青年。

  当时已经是赵氏三世老臣的董安于劝赵鞅道：“世道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赵氏五代却仍然清廉如一，依然在这个君主自甘堕落、国政出于家门的社会里恪守周礼。天下大夫们都在改变最初的忠诚之心，我主也应当考虑变革了；否则不但只会留下‘愚忠’的名声，而且也保不住自己的家族。”

  当时年轻的赵鞅满脑子都是“仁义礼智信”和子大叔给他灌输的“九条真言”，根本听不进那位经历过数次动乱、对社会变革有着深刻认识的老夫子。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起灭族事件彻底改变了赵鞅的态度。

  第六百五十四章乐祁之难（三）

  原来羊舌肸和祁午一直以恪守周礼闻名天下，赵鞅特别敬重两人，并视其为人生导师。但是由于祁氏发生内乱，中行氏又借机伸出黑手，两大家族竟然在朝夕之间灰飞烟灭。赵鞅在震惊之余，不禁开始为家族的前途命开始担忧。

  赵鞅失魂落魄地去见董安于，向他请教应当如何改变。董安于说：“齐国陈氏、鲁国季氏可以作为主人的榜样。”

  赵鞅从此完全改变了世界观，从极端保守派变成了极端激进派、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在研究完列国乱臣贼子的做法后说：“那些人已经太落伍了，在我看来还是太保守。我不会效仿他们，而是要让别人来效仿我。”

  在当时的年代，人口仍然属于稀缺资源，是各大势力争夺的对象。赵氏宗邑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多年来一直是戎狄混居之地，周边地广人稀，人口匮乏。

  为了获得大量的劳动力，赵鞅使劲了浑身解术。除了战争掠夺以外，他还扩大出租土地的规格。原来，当时晋国一亩的面积大概是一百步乘以两百步；赵鞅规定每亩为一百二十步乘以二百四十步，超出晋国公制四成多。人们（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从他手里租赁土地的面积大，上缴的赋税却与在其他地方相当，因此民归之如潮水。

  要知道，“制定度量衡”属于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中的一项。赵鞅公然改变亩制规格，就是将自己的采邑当成国中之国了（虽然很多卿士都扩大了亩制规格，但是都没有赵鞅这样激进）。

  羊舌氏和祁氏被灭第二年，赵鞅又和中行寅公布了晋国第一部成文法（有人认为这个行动的幕后指使者是士鞅，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中军将魏舒，因为魏舒是位彻头彻尾的保皇党），以法律的名义将制定度量衡的权力授予国家卿士（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的损害君权的内容），这样就在制度上剥夺了君主的某些权力。怪不得孔子听说之后对二卿恨得咬牙切齿。

  赵鞅又决定将晋阳打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任命思维缜密、做事严谨、忠诚正直的老臣尹铎为晋阳邑宰。尹铎上任前曾问赵鞅：“主人想把晋阳当成税赋来源还是最后的庇护之所？”

  赵鞅说：“庇护之所。”

  尹铎上任后降低了晋阳人的税金，又加高加固了晋阳城墙和宫城。他将宫中的楹柱外面包上青铜，使楹柱看起来华美而奢侈。很多人指责他铺张浪费，公然违反赵鞅的命令。他却笑笑说：“打起仗来你们就明白了。”尹铎又建立了数座粮仓，收集了大量的竹木和蒲杆（可以用来制作箭杆）。

  赵鞅的一些列举动引起了士鞅的强烈反应，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排挤打压赵鞅，在卿大夫们与赵鞅之间制造矛盾。

  乐祁被拘禁起来后，赵鞅的形象和信心备受打击。赵鞅年轻位低，势力又不如对方；他只得忍辱负重，暗中积攒力量。

  士鞅毫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给晋国带来什么样的糟糕后果，只是任性地借此事件打压赵鞅。

  宋景公没有料到晋国人会用如此恶毒的手段回应自己的善意——就像他们根本不在乎这番宝贵的忠诚似的，顿时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

  陈寅很快回到商丘，向乐溷汇报了事件发生的始末。乐溷大为慌乱，准备请宋景公出头帮助他营救父亲。陈寅却说：“不可能的。卿士们先前全都不肯接受出使晋国的美差，现在更不可能去执行这件费力无功的任务了。这样做只会使君主更加为难。”

  乐溷明知陈寅说的是正确的，但是他不能因为“不可能”就不向宋景公发出请求。他换上一件粗布麻衣，披散着头发，不成体统地边哭边从宫门内爬到宋景公正寝门前。

  宋景公非常同情乐溷，陪着他掉了不少眼泪，同时确实感到特别为难——但他也没有因为感到为难而不去召唤卿士们。

  右师乐大心见到宋景公说道：“臣并非不想去挽救乐大夫，但此事断然不可行啊！范氏扣押乐大夫的起因不在于乐大夫失礼，而在于他与赵鞅的权力之争。范氏大权在握，所以才有能力扣押乐大夫。他如果听从臣的请求而释放了乐大夫，乐大夫必然会帮助赵鞅对付范鞅，如此他岂不是承认自己做错、承认自己失败、并为赵鞅送上一位盟友了吗？所以臣才说不可行。”

  其他卿士推辞的理由和乐大心的相仿。他们都认为事已至此还是采取冷处理的办法为好，一旦乐祁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结果谁也没有料到乐祁的“被利用价值”竟然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被囚禁两年之后还没有获释的迹象。在此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和审判，就是这样被不明不白地被关着。过程中陈寅一直往来与晋、宋之间，一面照顾乐祁，一面传送消息。

  士鞅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以为赵鞅会私下里来见他，低声下气地替乐祁说情；然后他就可以宽容大度地挥挥手表示：“啊，乐祁的忠诚和他的小私心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有夫子替他请求，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呢？就让一切都过去吧！我会向君侯请求将他释放。”如此这场外交加内讧危机就会完美地化解了。

  这是个除了赵鞅以外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得过于简单了，赵鞅的性情如同他的曾祖父赵朔一样强悍不可受辱。他曾向韩不信和魏曼多寻求帮助，两人都表示爱莫能助，都劝他直接去找士鞅。赵鞅当然知道那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可是他始终拒绝去见那个恶棍。

  事件给晋、宋关系造成极大损害，也极大地损害了晋国在盟国心中的形象。有人甚至把士鞅比作晋国的囊瓦，断言晋国必然会像楚国一样遭受外敌的沉重打击；士鞅在国内外的名声也越来越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