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启门径，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至我朝，陈献章启先河，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从此心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说站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又连出湛若水和王守仁两位宗师级人物。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王守仁则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也被称为阳明心学，两位皆为当世心学大家，具体理论，李某就不班门卖斧了，只想请教一下，致良知，何解”顾炎武与黄宗羲不敢殆慢，李信的文章诗词，他们看过了不少，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论起重要性，远不如唯物辩证法，这是一种思想方法，就如心学、理学一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上能提出这类观点的，从来就不能当作一个单纯的文人去看待，而是开一方先河之大家。更何况李信手握重权，执掌强军，这样的人，再有理论思想与之配合，用不着让别人去认可，只须自己一力推行，就足以产生翻天覆地的效应。用佛家的话来说，李信正处于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十字路口，让人心里不安。柳如是对心学也有着一定了解，与孙荻双双看了过去。顾炎武沉吟道：“不敢当李司令之问，顾某仅有些浅见，还请指正。阳明先生认为，人皆有良知、良知本来具足，凡夫因被私欲染弊，遮蔽了良知，故良知不能发挥其用，故而凡夫是凡夫，圣人是圣人，既知凡圣之别，欲致良知，须为善去恶。故由此可推论：人者，道之器也，亦是道之载体，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人欲亦是天理，私欲是天理驱人完成因果，有可能是善果，亦有可能是恶果，朱子主张，去人欲存天理，过于偏颇，殊不知，德行与私欲皆天道之彰显也，不知李司令以为如何”顾炎武的结论，正是心学与理学分歧的本质，前者主张人欲与天理并存，后者去人欲，存天理。第二七零章 舌战顾黄孙荻学习唯物辩证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思想与思维方式早被李信改造了过来，听了顾炎武的结论，不禁秀眉微拧，按自己的方式组织语言暗中反驳，还不望偷偷看着李信。柳如是也是一边记录，一边思考。李信不置可否道：“阳明先生乃一代大家，良知一说，发人深省，但后世子弟，良莠不齐，正如禅宗，元明之前，尚多精义，而元明之世，多野路出身的狂禅乱语，如著名的祖师禅。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狂妄无羁。”事实上，现世流传的一些佛门段子，源头大多可追溯到元明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禅宗渐渐失去了精义，变得功利化，世俗化，各种偈语层出不穷，沦为了一种辩论工具。黄宗羲眉头一皱道：“李司令的意思是指，后人参悟心学，失了阳明先生本意”李信谦虚道：“阳明之学我只通皮毛，不敢妄论，但阳明先生曾和弟子薛侃论花草，薛侃除草见花，叹为何善难显，恶难除，言下之意把花定义为善，草定义为恶。阳明先生认为，花草本天生，无谓善恶属性，只因人之所好，方有善恶，薛侃于是问道：既然草不能以恶论，那又何必除草由此可见，善恶因人而异，有用为善，无用为恶，再可引申出，善恶乃相对，并无绝对标准。”黄宗羲脸一沉道：“善即是善，恶即是恶，岂能模糊视之”李信驳道：“鞑子有害于华夏，我们杀鞑子，是为恶，但反过来，鞑子亦有家人父母，我曾得到情报，在图尔格全军覆没之后，沈阳全城恸哭，对于满人而言，他们的壮士死于临清，是为恶，劫掠大批财富回沈阳，方为善，故我坚持善恶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能等同一致。”顾炎武道：“李司令，善恶自古以来皆有定论，否则历代先贤何必劝人一心向善”李信摆摆手道：“我先前就说了，善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存在一个普世的问题，什么是普世即秩序凡有利于维护当前秩序者，又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即为善，亦谓道德，凡有害于当前秩序，即为恶，顾兄所说的善恶皆有定论，是为人处世的最基本伦理，几千年来不断完善修改，成为善恶的总纲，人从一出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因此才有大是大非的说法，而大是大非之下，还有小是小非，依次类推。从中可以看出，善恶非天成，即不是天定，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文化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比如先秦，以人为殉是当时的礼仪，而英宗废除殉葬却得朝野称颂，说明时代不同，礼亦不同。我再举个例子，如仔细推敲大明律，世上最省力，最赚钱的法门都写入了大明律中，令行禁止，以免捞偏门、发快财不加扼制，致使人心崩溃，进而秩序崩溃，二位以为然否”“这”顾炎武和黄宗羲相互看了看，都没料到李信如此难缠，他们登门的目地，是想弄清楚唯物辩证法是怎么回事，别是什么歪理邪说，被李信以权力强行推广，酿成大祸，可这倒好，唯物辩证法还没弄清，自家的心学已经挨批了。“咳咳”黄宗羲清咳两声，问道：“李司令，善恶之辩，是否可以看作人欲”“可以”李信想了想，点头道。“那好”黄宗羲精神一振道：“阳明先生主张，人欲与天理并存，这也是心学的基础，而依李司令所言，人欲随遇而变，理当居于天理之下，即人欲可灭，天理长存，与朱子主张不谋而合，可李司令推出大义觉迷录明显是反朱子之说，这岂不是自相矛盾黄某不理解啊”“嗯”顾炎武眼里现出了赞许之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李信却是微微笑道：“大声希声，大象无形，圣人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本无情，无所谓善恶，善恶来自于人心，人心多变，故道德多变，黄兄莫要曲解，我的意思是，因善恶标准难定，故以良知断善恶不为行，二位先别急于否认，我有几个问题先要请教。其一，大明官场上，心学门人以良知打压对手，理直气壮，凡事给人扣上一顶道德不足的大帽子，在民间，也以良知为由，组织乡民，冲击官府，其皎皎者如何心隐、又如号称布衣宰相的张溥，这些人假借良知之名，行私欲之事，全然不顾他人指责与道德约束，世风日益败坏，未尝没有心学推波助澜，我想，此绝非阳明先生本意，我对二位也仰慕已久，望二位如实答我，心学是否如禅宗一样，正逐渐滥化，低俗化”“这”顾炎武与黄宗羲相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尴尬。自万历以来，心学逐渐拥有了与理学相庭抗礼的根基，但是负面影响正如李信指出，非常明显，成了攻击对手的一块招牌，不分善恶对错，只要你站在我的对立面，你就是错的，是恶李信得势不饶人，又道：“我们再回到薜侃与阳明先生的花草之论，对于薜侃的提问，阳明先生给出了草又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的答复，既然没有善恶属性的草，妨碍到了花朵的时候，都理亦宜去、那么对于人或事，一旦妨碍到了自己，是否也该去之而已呢在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针对不同的声音，不是虚怀若谷，求同存异，而是简单粗暴的抹杀，那和暴君独夫有何区别天下会乱成怎样善恶本难界定，倘若再以有用没用、是否妨碍自己作为判断依据，两位不觉得太功利、太可怕了么阳明先生好歹还对这个问题有过反思，但据我观察，当下的王学门人直接以有用没用作为善恶的标准，这是彻彻底底的功利行为，与儒家仁者爱人，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何其悖也。”顾炎武与黄宗羲现出了凝重之色。柳如是则是眼前一亮，目中射出奇光望向李信，孙荻站李信背后，也是连连点着小脑袋。李信继续道：“我们再来说说知行合一的问题，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并重，行解并重，诠释的是知识对道德的内化作用，这是在非常理想化状态下的对圣人的标准。其极端化的体现，便是道德至上，用求善统摄一切，只要人是好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而人又有附炎趋势的天性，引申为只要有权有钱，他的言行就成了金科玉律，心学的良知判断，是不论真善美的区分，把一切问题归纳为善恶的价值判断。但是人的秉性各有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要当圣人，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是应择材录用。比如二位合适写文章，上阵打仗肯定不如我，而我乃一赳赳武夫，动刀动枪我在行，论起笔杆子，却未必如二位，这本是很简单的事实，可是从目前来看，知行合一有滥用化的趋势。当然，我不是否定知行合一，这是圣人的标准，只能律己，不能及人，而且在立意上，心学也要高于理学，心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人心多变估计不足，心学门人又视若不见，一味的唯道德论，从道德上打击对手，结果沦为僵化的教条，以赤果果的功利主义作为行事准则，这绝非阳明先生于九泉之下所愿见之。”顾黄二人，端作不动，面色数变，李信对于心学的指责，毫不客气，却切中时弊，大明的乱像，有相当一部分的责任要由心学承担，他们都是浸淫心学的老手，并不是不清楚，只是没有李信整理的那么系统化，也因此无从反驳。第二七一章 留为己用“呵”许久，黄宗羲自嘲般的笑道：“想不到我等心学门人竟成了罪人，他日九泉之下，实是无颜面对阳明先生啊，不知李司令有何解决之道”从本质上来说，阳明心学与孔孟之道一样，立意与经义是教人向善，以仁义礼智信教化天下，可是敌不过后人根据自身的需要断章取义，甚至曲解啊。儒学好歹从宋朝开始，路才走歪，而王阳明是明朝中期的人物，仅仅百年不到，阳明心学就被歪曲的不成样子了，当然了，这也和阳明心学不堪完善有很大关系。李信对待儒学的态度是不反孔孟，反程朱，对待阳明心学也是如此，不反阳明，反后人。李信向下拱手：“解决之道不敢讲，仅一点浅见，还望两位参考，我们重新回到阳明先生与薜侃有关花与草的论述，阳明先生认为，对于杂草，理亦宜去、去之而已，那么，杂草就真的没用么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特征是对立统一，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如阴阳太极，有阴必有阳，有材必有不材，对于花朵来说，杂草无用，但对于牛马羊等牲畜，可作为食物，对于人，谁敢说一部分药材不是杂草甚至我们吃的麦稻等谷物，最初也是山间杂草，是我们的先人将之驯化，才得以逐渐改良，大量种植，活人无数，故有用无用不能一概而论，应对立统一分析。正如世人对我的批评，有些是出于善意，是因我做的不够好，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标准，指出不足，有些则是出于恶意，故意歪曲，造谣中伤，因此对于外来的指责，同样可以应用唯物辩证法，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绝不能教条化，一概而论”“妙”黄宗羲大叫一声，李信的总结，如拨云见日，光明大作，让他对唯物辩证法有了直观的了解，再印证报纸上的所得，竟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顾炎武也感慨道：“唯物辩证法，果然高于心学与理学，顾某心灵经之涤荡，浮尘去了大半，与来时相比，透澈了许多，李司令请受我俩一拜”二人双双起身，向李信一躬到底，这是纯从学术而来的尊敬，与身份地位无关。李信大咧咧，生受下来，他有传业授道之实，当得这一拜。重新坐下之后，二人相互看了看，突然顾炎武猛一咬牙，便道：“请问李司令对于虚君主张如何看待”顿时，屋子里安静下来，顾炎武向李信问这个问题，往严重里说，是大逆不道，但是了解清楚，又如梗在喉，古人讲良禽择木而栖，这两人受西学影响较深，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有了裂痕，而李信的所作所为都被看在眼里，基本上是认可的，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今日前来，还有投效的意思。以往和李信没有联系，不好意思主动找上门，李信也没找他们，于是借着唯物辩证法的发表，登门拜访，只是在确定是否投效之前，还要弄清楚李信的心意。柳如是与孙荻也瞪大眼睛看着李信。李信沉吟道：“不受约束的君权，往往会酿成滔天奇祸，比如汉武帝，少年英明，老来昏聩，致有巫蛊之祸，幸好有霍光力挽狂澜，但大唐就没那么幸运了，安史之乱，葬送了大唐的江山，故自宋而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我朝更有过之，皇权与士绅阶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以崇祯为例，从表面上看，崇祯口含天宪，死于他剑下的督抚疆臣，首辅本兵不知凡几，甚至连陈新甲这种天下皆知其冤的本兵，亦是不得不死，似乎是想杀谁就杀谁，但是崇祯独惧言官，凡有言官上奏，即令其寝食难安，这充分说明崇祯的权力并非没有约束。再从崇祯登极十六年间的